1967年10月16日，北京首都医院，溥仪躺在病床上，身边守着妻子李淑贤和几位前来探望的老友。窗外已是深秋，病房里却异常忙碌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位清朝末代皇帝的生命，已经进入最后几个小时。
那天白天，溥仪的精神状态一度有所好转。他还能与范汉杰、李以劻交谈，话题仍离不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。病痛没有完全夺走他的思考能力，谈到文史资料时，他甚至显得比平时更专注。
“文史馆的事情，不能耽误。”
这句话，成了他临终前仍挂在心上的事。对溥仪而言，那份工作并不是普通差事，而是他成为普通公民之后，少数能够真正参与的社会事务。
溥仪晚年的生活，与紫禁城里的日子已有天壤之别。他在抚顺接受改造期间，学会洗衣、系鞋带，也逐渐明白自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。离开抚顺后，他曾在北京植物园工作，后来参与文史资料整理，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对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十分珍惜。过去有人向他下跪，他会立刻制止，认为那是旧时代留下的观念。曾经被人伺候一生的皇帝，到了晚年，却把自己能劳动、能做事看得很重。
可是，身体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时间。溥仪患有肾癌、尿毒症和贫血性心脏病，病情长期反复。即使住进医院，他仍常常惦记文史馆的材料。李淑贤多次劝他休息，他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放不下工作。
病重期间，李玉琴还曾专程来到北京。她是溥仪在伪满时期的第四位妻子，离婚后生活并不平静。由于过去的身份，她在长春受到一些压力，便希望溥仪写一份说明，证明当年的婚姻并非完全出于本人意愿。
李淑贤担心丈夫病情加重，对此并不赞成。两人在病房里发生争执，溥仪却没有置之不理。他勉强坐起，答应为李玉琴写信。这样的举动，既有对旧日关系的处理，也有他对自身历史责任的再次面对。
此前，《我的前半生》出版后，溥仪也曾因书中内容受到批评。旧日熟人来信指出书中存在美化和失实之处，溥仪没有强行辩解，而是承认作品有需要检讨的地方。这些事情长期压在他心里，使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以承受。
李淑贤与溥仪的婚姻始于1962年。两人初次见面时，溥仪已经五十五岁，李淑贤三十七岁，是一名护士。谈话过程中，溥仪不断讲起中医、西医和护理知识，显得有些拘谨。李淑贤后来回忆，眼前这个人没有皇帝架子，反倒像一个努力寻找话题的普通老人。
婚后，他对李淑贤十分依赖。一次下雨，溥仪拿着雨伞去接妻子，等候时发现路边井盖缺失，便一直守在那里，担心李淑贤经过时不慎跌落。这样的细节，或许比豪华宫殿更能说明两人晚年的相处方式。
夜色渐深，医生把范汉杰和李以劻叫到走廊，告诉他们溥仪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。两人回到病房时，溥仪仍握着医生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救救我吧，我还想给国家做事，我还不想死。”
这并不是病情真正好转，而是临终前短暂的精神振作。熟悉病情的人明白，所谓回光返照，往往意味着生命正在快速衰竭。
朋友们只好顺着他的话安慰：“文史馆还等着你，先把身体养好。”
溥仪点了点头。随后，侄子和曾在家中做事的人陆续赶到，病房里的气氛逐渐沉重。李淑贤一直在床边忙碌，给他整理被褥、观察呼吸，却始终不愿相信丈夫会在这一夜离去。
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，溥仪因肾癌、尿毒症及贫血性心脏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。新华社发布的讣告称，他终年六十岁。医护人员抢救过后，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有关回忆材料还提到，溥仪去世时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合。
从被拥立为皇帝，到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，再到抚顺改造、北京工作，溥仪的一生始终被时代推着向前。临终之际，他没有再谈宫廷，也没有念及帝王称号，反复提到的只是手头的工作，以及那份来之不易的公民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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